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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 忆启功何以不赞成设书法硕士、博士

  www.798space.cn   2017年07月26日    来源:澎湃新闻   在线展览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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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启功先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在遗嘱中曾专门提及他的一位学生,并呼之为友,而启功唯一的口述史《启功口述历史》,也正是这位学生参与记录整理——这就是已逾古稀之年的中央文史馆馆员、北师大教授赵仁珪。赵仁珪认为,启功成长经历也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他表示,启功也曾反对设立书法专业硕士与博士,并从来不说书法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启功先生说:“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博士了,写成什么样就叫书法硕士了,没有标准,无法判断。”

赵仁珪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学制后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也是当时启功专门带的两位门生之一,那一年,启功66岁,赵仁珪36岁。2017年6月,在启功先生诞辰105周年将临之际,赵仁珪编著的《启功评传》出版。

5年前,在启功先生百年诞辰前,赵仁珪曾在北师大丽泽园家中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在启功先生105诞辰之际,旧文重刊,追忆启功先生的学艺人生。

赵仁珪认为,启功先生的文化成就能够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而且是“通才”式的学者和艺术家——启功之所以成长为启功,也就给当下带来一个新课题和反思,“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否再培养、‘复制’出像启功这样的人才?如果这样的教育体制不能轻易地改变,我以为是无法再培育一个‘启功’。”

 91岁才口述是不愿回忆

记者:你曾在启功纪念大会上发言认为他更是一个博大、专深的学者,但就社会上而言,很多人提起启功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书法家,甚至他的画名、鉴定名声都被书法给掩盖了。我想分几个方面聊,先从你前几年整理的《启功口述历史》开始吧,启老在生前相当长时间都不愿意口述历史,最后为什么直到91岁高龄才请你来做这个,我看你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有些话不是太详细,他91岁之前有想法做口述历史吗?

赵仁珪:实际上他当初是不愿意做口述历史的,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重温痛苦、重温苦恼。因为启先生的一生坎坷非常多,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一生非常坎坷,或者说是多灾多难。他每当回忆这些往事时,他都非常伤心,所以就不太愿意想这段事,尽量埋在心中,不愿意触动它。生活上主要是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孤儿寡母,生活无依无靠,完全靠朋友的资助,靠祖父的学生帮助……

记者:是啊,他幼小时失去父亲,后来祖父辞世,靠祖父的两位学生募款2000元才生活下去。

赵仁珪:当时筹集的是2000元的公债,后面也有一些利息供他上学。但(生活)还是很困难,启先生后来为了解决这样的苦难,有时候还要去卖画,自己贴补点家用。启先生有一个世交,天津的周先生,很看重启先生的才华,说:“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供你上大学,出国留洋。”但是启先生一方面感激,一方面就心想:“我一个人出国留洋了,我母亲怎么办呢?我姑姑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其实不了解启先生这种窘况,一家生活都得靠他,尤其到成年之后,他要担起家庭责任来,要养活母亲姑姑,所以生活非常苦,从小是个孤儿——所以他一直敬重汪中。

记者:汪中也是幼小就失去父亲。我十年前陪启功先生在扬州,他曾专程要去扬州郊区找到汪中墓,老人说,“青年求学时汪中便一直是自己的偶像,汪中,汪容甫,那是祖师爷!”后来到”大清儒林汪君之墓”前,认认真真鞠了三个躬,很让我感动。

赵仁珪:启先生用自己挣来的钱买来的第一本书,就是汪中的《述学》——他为什么特别对汪中具有亲切感呢?因为《述学》里面有一封信,信里意思是,每到寒夜,汪中只好与他母亲相拥取暖,流落街头,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所以启先生每每读到这儿都要掉眼泪,不断地从汪中的事上引起自己的痛苦回忆。所以在生活上他不愿意过多地回忆。从政治上来说,不断受到冲击,因为启先生是清朝皇家后裔,“反右”中也不能幸免。

打成“右派”时,老伴儿整天哭哭啼啼的很痛苦,启先生就劝她,说肯定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谁是‘右派’啊?资产阶级都要革我的命,更甭说无产阶级了。”大有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感觉。虽然启先生很豁达能想开这些问题,但事实上,终究是对启先生造成一系列政治上的压抑。不光是工资减了,生活费少了,连上课讲课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一直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一想起这些他就很痛苦,不愿意多回忆。有一次在我整理这个口述历史之前,有一位东北的女记者,访问了启先生几回,死说活说地磨,要启先生回忆经历,启先生没办法就说了几次。后来启先生跟我说,每说一次夜里都难受得睡不着觉,所以就不太愿意再说了。后来这女记者出了一本书叫《启功杂忆》。

记者:那启老当时同意出这本书吗?

赵仁珪:没同意,她就是根据当时启先生说的那些内容,又增加了很多想当然的东西,连写带编,所以启先生也不太满意,就更不太愿意了。后来还是因为启先生年纪渐大进入晚年,很多人都觉得启先生身上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是历史的见证。

记者:对,从晚清、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些运动与文化大事,他都可以说是经历者与见证者。

赵仁珪:所以各方各界都呼吁启先生能够写,从政协,从中央文史馆,大家都有这个呼吁。所以后来启先生就接受了大家的呼吁,给后人一个交待。

记者:他当时为什么就选择你作为口述的记录与整理者呢?

赵仁珪:因为我在他身边,在这之前很多事都是我帮着做的,再说启先生眼睛已经不行了。

记者:所以很多事情你清楚一些。

赵仁珪:对。他说我记得还是比较忠实的,当然有些地方有加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都是根据真实的谈话提供的。讲几次就整理出一部分来,有些他提到的事情我还得去查一查,包括他家族在晚期的一些经历。这样整理完了以后我再细细慢慢地读一遍,他同意了认可了,记录没有违背他的意思,这样一步一步记下来,就成书了。

记者:那整个口述历史用了多长时间?

赵仁珪:用了几个月吧,不到半年。但如果把整理的时间算上那就半年多吧。

记者:因为还要考据、考证。那他讲的时候有没有(情绪激动)?

赵仁珪:当然讲到很感慨的事他也很伤感。遇到他比较愿意讲的事,比如谈到他的老师陈垣先生怎么帮助他、提携他,他当时也挺兴奋的。所以他还是饱含感情来回忆的。

记者:对。有些回忆他还是真正直面的,比如我看他讲到第三次去辅仁大学之前很短的一段时间因生活所迫在伪机关当过小职员。

赵仁珪:只有两三个月吧。

记者:但对他触动很大,包括后来陈垣听说后对他说了一个字“脏”!当时我看到这一段心里“咯噔”一下。

赵仁珪: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启先生要是没有这段经历,就是完人了。

记者:我觉得或者未必,这样真实地说出来反而让人感觉启先生是个真实的人。

赵仁珪:对,因为他已经没饭吃了,只能做这个混口饭吃。他自己说很不愿意干这样的事,他亲戚因此还把他改姓金。

记者:对。他最不愿意姓金,包括什么“爱新觉罗”什么的。

赵仁珪: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当时陈垣校长一聘他回辅仁,他高兴的。

记者:启先生在扬州也提过“爱新觉罗”,说是一个部落名,他觉得与他没什么关系,自己只姓“启”,名“功”,当“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徵书同展”时,他却以诗相辞,现在好像还是有部分清朝后裔用“爱新觉罗”,你怎么理解他要与“爱新觉罗”划清界限呢?

赵仁珪:从姓名本身的起源来说,爱新觉罗本来就不是一种姓,觉罗是一种身份地位的称呼,表示在清代体系里面那一大支。再一个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爱新觉罗吃香的时候,这些人自然是爱新觉罗,爱新觉罗不吃香的时候,自然不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启先生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记者:就是不喜欢见风使舵?

赵仁珪:对,有些人“文革”时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甚至唯恐说自己是满人。“文革”之后吃香了,这些人又说自己是“爱新觉罗”,而启先生是要靠自己吃饭,不想沾祖宗一点儿光。

 平民本色与精英意识

记者:我觉得启先生虽然是清朝皇家的后裔,他有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平民性,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赵仁珪:可以。

记者:你怎么理解这种平民性的形成呢?

赵仁珪:启先生应该说在为人方面,平民性和知识分子的清高两者都有,互为表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从生活角度或者从安身立命来说,包括人与人的交往来说,他从来把自己当做一个平民,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即使到后来,那么多的头衔荣誉,启先生从来没说过自己有多了不起,出门了得怎么样,大家得怎么敬着我,我得有什么待遇。启先生就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他也不愿意跟那些达官贵人去过多地争,反而跟下层人都特别亲密。为什么亲密?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没认为我比工人高一等。修下水道的工人来家里,启先生都是以礼相待,从来没说你是工人,你是为我服务的。有一回有一个修下水道的在路上遇到启先生,启先生主动跟他握手。工人很慌,说:“我手是脏的!”启先生说:“不要紧的,只要你不是黑手党,咱们就是朋友!”

记者:启先生一直是很幽默的!

赵仁珪:这都说明了他的一个自我定位。关键是他青少年的时候就是从平民过来的,从小就过得是苦日子。祖父死了以后家境就衰落了,没钱了,葬他祖父最后是卖了家藏的《二十四史》才有的钱。后来他的母亲死了、姑姑死了、老伴儿死了,他还是没钱。启先生就把写《红楼梦》注释的稿费用作丧葬费用。启先生他自己虽然是清朝的贵族血统,但他实际上过的是苦日子,在小乘巷里住破房子。

记者:小乘巷现在还在吗?有没有遗迹什么的保留下来?

赵仁珪:在,那个小房子还在,是启先生的一个亲戚住。那个房子现在比最初要好点,最初就一间小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顶棚都是破的,夜里跑老鼠,地上半砖半土,墙都是歪的。

记者:那他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

赵仁珪:具体我说不清。到了1981年学校给他分了房子,比我这个可能小一点儿。后来就搬到北师大小红楼,一直住在小红楼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住在这么个小寒窑里,一下雨又担心房子塌了压死了,就是穷,就是过平民生活,所以他有平民本色。所以这是生活经历和家庭造成的,他得靠着自己教书、卖画才能吃饭,生计都成问题。所以他有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后来那个房子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有个海军政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启先生可能给他写过字),他派了几个兵在那儿给翻修加固了一下,所以现在看到的是加固后的房子。这是一个状况,还有他是一个生活中的人,他不能脱离生活的状况;再有一个,他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只能这样,但他从心里面、骨子里对学术对艺术都有很高的追求——他从小结识了这么多名家名人,有这么好的艺术修养,有这么高的起点,所以他在艺术上、学术上都有很高的追求。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说,他又不是一个甘心沦落(的人)。

记者:平民只是对自己在社会定位的认识,有一句话叫“平民本色,精英意识”,他本质上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赵仁珪:对,精英意识,从思想境界来说,他起点就高,经历的事又多,读过的书又多,对中国的现状、历史都了如指掌。中国社会到底怎么回事,他一清二楚,看得明明白白。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绝对不屑于做一平民而已。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学术追求,也有政治追求、思想追求,只是他没有那么张扬。

记者:其实我看他的一些文章,包括听他的几次谈话,话里面貌似很平和,但是骨子里面爱憎分明、一针见血,有时候很强烈的。

赵仁珪:所以像有的官向他求字,带着官架子,派一个秘书就来了,说:我们首长说,让你给写个什么什么。启先生听了都很不愿意很不高兴,有时候都顶回去了。有一次一权力者派一秘书要启先生写字,还限期,启先生说:“我要不写呢?”最后不含糊地拒绝了。那秘书最后都傻了。

记者:他们怎么可以说限期呢?

赵仁珪:他就说“你得什么什么时候之前写好”,这不就是限期吗。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官或者什么名人,要办一个展览,比如说今天是22日,22日要办展览,来人就说:“启先生您写几个字,22日办展览,我20日之前来取。”启先生听了就淡淡地说:“你23日来吧。”人家就说:“22日办展览啊。”启先生就坚持说:“你就23日来吧。”那人就听不懂。

记者:听不懂话里有话。

赵仁珪:所以这些都说明他对权贵并不阿附。

记者:就是一直以来知识分子的风骨都在的。

赵仁珪:当然这种现象,就是直接顶回去的也不多见,他一般用幽默的语言顶回去,明白人一听就明白,说明他还是有一定自己的见解。北师大有三个教授,大家说某教授是亢而不卑;另外一个教授是卑而不亢,而启先生是不卑不亢。

记者:这就是“君子风格”。

赵仁珪:对,有君子风格,他有自己的原则,表面上是很谦和的,但你不能超越他的底线。

记者:所以他的居室叫坚净居,从这些事件是可以体味到启先生起这斋名的追求所在。

赵仁珪:这个号他自己也说过是康熙的题词,康熙给他们家一方砚台上刻的两句话,启先生非常喜欢这两句话,“一泉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坚净就是启先生非常欣赏、心目中所追求的。

记者:赵老师能否谈谈你自己追随启先生的经过?

赵仁珪:说启先生非常欣赏我也是高抬我了,我也不敢说,但他对我是非常提拔和奖掖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也没其他原因,主要是我这人比较笨,比较朴实,没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启先生还是比较信任我。有时候启先生也说:你这人太迂了。我也确实有时候比较迂,可能从启先生来说,他宁可喜欢迂一点儿的,而不喜欢滑一点的。启先生对我的这些奖励有点像陈垣校长对启先生的提携一样。启先生回忆陈垣校长就觉得,陈垣校长处处护着他,特别关照他。别人都反对启先生,说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陈垣校长就三次将启先生请到辅仁去教书,所以启先生也特别感激陈垣校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启先生应该也受这方面的影响,如果他看中以后,他就觉得即使这人笨点儿迂点儿(也没关系)。

记者:其实这就是一个品质的问题,儒者总是敦厚的。

赵仁珪:所以他应该是比较信任我的。当然也还有别的原因吧,比如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当时第一届九个研究生,都是启先生的研究生。

记者:你们是哪一届?

赵仁珪:1978年考了他的研究生的。一开始是集体带的,到了第二年开始做论文,启先生就管带我和另外一位,所以我们就更“嫡系”一点儿,就是更正式的师生关系吧,就像现在的导师一样,一个是我正式分到他的手下做研究生,记录在案;再一个我觉得是我喜欢写点诗词。

记者:他对诗词特别重视?

赵仁珪:他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别人不做,我做点儿。我每次做诗词给启先生看,启先生都非常高兴,比收作业还高兴——他愿意给我讲诗词,有时候也给我批改一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方面也有点儿偏爱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启先生他自己是没有学历的。

记者:对,他的自撰墓志铭开篇就说:“中学生,副教授……”

赵仁珪:对,自学成才。而我从中文角度来说我也没学历。我的大学是外语系的,大学毕业以后教了十年语文,当时没有外语所以只能教语文了——可以说,我的中文方面是自学成才的。所以应该也有这个原因。

记者:自学有个好处,是有的方面就比较通。

赵仁珪:对,有的方面比如作点诗词,可能比中文系的本科生更好点儿,或者更有兴趣点。他们可能没这兴趣。这个可能也算一方面吧。毕业之后我就留校了,留在了中文系。留在中文系的有两个老师,还有一个是搞明清文学的聂先生。搞传统文学留校的就是我,这样一来我跟启先生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启先生家里有什么事都是我张罗。每月发工资的时候,那时候发工资不是打卡,我每月给他送工资。时不时地我也经常过去跟启先生聊聊天。

记者:住得也很近?

赵仁珪:对,我们就聊聊天、谈谈学问,谈谈学习上的一些感受,有什么问题就问问启先生,做了什么诗词就给他看一看。这样一来二去就接触得更多了,他也就对我更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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