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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是民主还是政治宣传?(二)

  www.798space.cn   2017年07月11日    来源:KONGBAI   在线展览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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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隐形的政府

与众人想象的不同,政治宣传并不是来源于纳粹或前苏联。事实上希特勒与其宣传部长戈培(Joseph Geobbels)的政治宣传机制是基于希特勒在一战军队中的亲身经历。希特勒相信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是大不列颠战争宣传局在1914年至1917年精密宣传技巧的结果。这个政治宣传机构就是惠林顿宫。与普遍想象的宣传场景完全不同,惠林顿宫没有使用宣传海报,没有铸造巨型青铜塑像,也没有重点针对大众进行宣传,而是发展出一种复杂的网络来向大不列颠需要的精英们收集并传播知识。它的主要策略就是不让自己的行为被看出是宣传。为达到此目的,惠林顿让自己传播的所有信息带着准确、公正的学术化气息。正如传播学者Phillip Taylor写道:

受过教育的人通常认为他们可以一眼识破宣传,一旦容易地认出是政治宣传便可以置之不理。惠林顿宫因此不能采用看上去像宣传的形式,而是将传播的资料用有逻辑的,近乎学术的,事实论证的——即便不是全部事实——形式加以修饰,以客观的形式和严谨的论证来展现。

19世纪,大不列颠建立全球电缆通信系统,也就是知名的“全红网络”,它通过水下电缆将大不列颠帝国与全球连接。在英国与德国的武装冲突打响第一枪之前,这个通信系统就已经开战。

在対德发出作战最后通牒的几小时内,通信系统已经将来自德国的信息由英国海底电缆船直接传到美国……这意味着从那时起,关于德国应战的一切新闻、信息、观点、目标和路线,都必须通过间接路线,依靠中立国斯洛文尼亚、利比亚的站点传到美国,否则会被英国截取。

在惠林顿宫存在的三年里,共耗资两百万英镑用来发行报纸、照片、纪录片、成千上百的小册子(它们其中一些被通过气球和飞机空投在敌军领域来劝士兵逃跑)和由专门雇佣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学术材料”。杰出小说家H. G. Wells就加入这个行列撰写了宣传册和文章。但这些分散的视觉性材料的核心在于它们没有直接呈现的部分。惠林顿宫的最大成就便是做到了原始形式的完美审查制度:信息传播上的独裁。

德国与前苏联过于明目张胆地夺取权力,撼动了世博会在表面的文化交换与内在的建立民主主义信条之间的平衡。仅仅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的侄子Edward Bernays被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雇佣在他自己的惠林顿宫——公共信息委员会。Bernays在1939年任职纽约世博会公共总监期间重建了这种精细的平衡。在他1928年的著作《Propaganda》中,Bernays就提到了宣传的另一种说辞;考虑到一战后“宣传”一词的负面语义,他提议将其改称为“公共关系产业”。

通过公共关系这个概念,Bernays出色地将代议制政治对民主主义带来的威胁与巴黎世博会上纳粹与前苏联炫耀权力的危险联系在一起。借鉴惠林顿宫这个极好的例子,Bernays将宣传这个概念留给极权主义国家,来强调独裁与自由世界的截然不同。不同于独裁者公然的极权主义,他提出了“隐形政府”的概念。

对大众行为习惯与观点进行有意识的、智慧的操控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元素。那些操纵不可见的社会机制的人组成了隐形政府,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这才是符合逻辑的民主社会构建的结果。数目庞大的人类必须在这方面合作才能作为一个平稳运作的社群共同生活。

Bernays从惠林顿宫看到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无形的统治社会的机制。但不同于处理紧急状况的“秘密政府”(惠林顿宫的原本意图),Bernays所宣称的隐形政府在战乱和和平时期都进行全面宣传。此外,他相信因现代科技导致的全面战争问题只有靠思想宣传来解决。这个观点反映在哲学家雅克·埃吕(Jacques Ellul)的著作中,他称公共关系产业的宣传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是管理后工业社会中疏离的“孤独人群”(Bernays称之为“迷途的兽群”)所需要的。

Bernays甚至认为宣传是应对不可预测的焦虑人群的唯一“民主”的方式。“迷途兽群”的”死亡驱动力”必须得到掌控。这是公共关系产业的首要任务:要“制造共识”,甚至在大众发现自己的需求之前了解这种需求。

 4.未来民主城

这个城市模型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城市构造,通过用公共关系的共同治理取代代议制政府来实现。它依据居民的不同需要划分出不同区域,包括Centerton(社会文化中心), the Pleasantvilles(中产阶级居住区),Milvilles(工业镇)和 农场,依照阶级来安排位置(the Pleasantvilles 和农场是最奢华的所以离市中心最近)。在民主城的宣传册上,作家兼文化评论人Gilbert Seldes用房地产宣传的口气写道:

如果民主城是完全的乌托邦,政府将变得多余,但民主城其实是一个完全实用的城市…在美国中部可以建立上百个这样的城镇和乡村,每一个都有商业、农业和工业利益。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证各功能的平衡…明日之城的运作就像头顶的星星在轨道运行一般和谐:没有破坏他人自由的无政府的混乱能在这里存在。这里的街道,房屋,公共建筑,水管,公园,和停车场,都与其他设施有紧密的联系。

民主城和James Holston所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主义(CIAM doctrine)”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性。这个主义勾画出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具体由建筑家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更以Le Corbusier著称)建立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CIAM)描述。CIAM主义的核心就是把城市划为不同的社会活动区,比如住房,工作,娱乐和交通。不管CIAM是基于平等还是反资本主义计划了这些社会单元,Bernays相信只有通过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天性是民主的——我们才能抵达一个由“个体独立又彼此依存的人”组成的社会。CIAM提倡人们可以通过工业化实现自由,比如减少对平等社会秩序的政治管理。而Bernays认为单单通过工程——建立联合集团——人们就可以有能力进行自我统治。

Bernays形容的是由公司代替政府,公司能用一种政府做不到的方式表达人们的欲望,因此是一种天然民主的实体。这对理解现代民主城的统治十分重要。因为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以城市形式存在的公司。这个形式连接1939年的世博会和2020迪拜世博会。迪拜是一个由家庭所有的大公司和公共关系产业组成的隐形政府控制的城市,只有当摩天大楼和人造棕榈树沙滩的建造被罢工或政治组织威胁时才干预人们的生活(如果是后者,权威会采取暴力干预)。迪拜民主城完美符合了Bernays的观点,除了政治暴动以外的东西大多都能被允许。所以,迪拜的政治仅包含隐形政府之间的外交,剩下给民众的是文化。Bernays以世博会为原型预测了民主的未来。

我认为双年展的构建是另外一种世界地图。从这个角度看,策展人和艺术家就是全球权力政治的大使。在威尼斯双年展中,艺术没有以不同的角度构想世界,而是更准确。从以色列展厅走到美国展厅(他们被有意安排相邻),或从贾尔迪尼到其他集团组织——无政府区域比如Palestine,Catoalonia,和Wales——与参观展览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一切都与强化另一种世界地图有关。

就像巴黎世博会的德国和苏联馆,威尼斯的构造毋庸置疑地展现着政治力量,每一个参观者都是无法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角色。在威尼斯双年展中世界地图让我们追随地理政治发展的脚步,从1895开始直到现在我们能慢慢一气道出这三个分离已久的词:艺术,民主,政治宣传。然后意识到,一直以来,它们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注:本文节译自e-flux,链接:http://www.e-flux.com/journal/52/59931/art-democratism-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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