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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罗森:除了兵马俑 中国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

  www.798space.cn   2017年07月13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在线展览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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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正在整修中的中国文物展区计划于2017年11月8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其中的展品介绍文字,特邀了著名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来主导撰写。

5月,罗森受北京大学邀请来到中国,完成了“两个古代中国: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与差异”、“中国与欧亚草原上的黄金大墓”、“秦汉王朝与它们同时的伊朗、地中海”和“北朝、佛教的传入以及唐王朝时期的新型国际体系”四场演讲。之后,故宫研究院请罗森教授做了“早期中国的个人饰品:公元前2000至500年的红玛瑙珠”专题讲座。这些都是她的重要研究领域。

从痴迷中国文字和书中氤氲水墨,到随家人在古董旧货市集淘中国工艺品,罗森自幼就结下与中国文化与器物的不解之缘。她从历史和考古入手,再深入语言,潜心研究古代中国。在英国长大的她能讲流利的汉语,研读中文古籍经典,并熟练掌握拉丁语、希腊语。她的考古足迹起源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后又踏看中国诸多遗迹,她将自己的研究放置在欧亚大陆的大背景框架之中,横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后一千年,以器物为线索,探寻中国与其他地区之间联系与区别的背后的驱动力,尤其重于研究中国如何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用于自身文化、礼制建设。

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是罗森寻找古代中国的钥匙。从研究馆藏的商周玉器和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出发,罗森提出了著名的西周“礼制”改革学说。她致力于将文物放在历史文化脉络中展现其整体结构性变化,让文物传达比文献更多的信息。她撰写的有关古代中国的介绍生动而优美,至今仍是大英博物馆的畅销书。1996年、2005年和2009年,罗森策划了三大展览——“古代中国之谜:前朝新发现”、康雍乾“盛世华章展”、“上海珍宝:古代中国的玉器与青铜”,先后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地展出,颇具影响力。两个问题贯穿她的所有策展思考:中国与其他地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

罗森在我们的访谈中特别强调中西文化间存在的鸿沟,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让西方公众及学者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别,以避免因低估彼此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与中国学者相比,杰西卡·罗森在研究中更关注各文化发展路径的区别、文明的跨区域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这在她2011至2016年在牛津大学主持的“中国与亚洲:改变中国的互动”主题研究中尤其明显。

作为汉学世界的权威,面对走廊里、教室窗外都站满听众的讲堂,74岁的罗森仍时时感到一种困扰:“对于外国学者来说,研究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非常艰难,没有捷径可言。然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于我只是一项兴趣爱好,并不严肃对待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你能想象,在过去的45年间,你每天都被这样对待吗?如果你不了解中国,你也就不在乎了。可对我来说,研究中国就是我人生的全部。”

 “在观察器物的过程中,学会提问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始于青铜器和玉器,这也是您最受关注的研究成果。从器物出发,您发现了什么?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研究思路?

杰西卡·罗森:没有其他文化(像中国一样)对青铜和玉石如此着迷,这引发了我的深刻思考。我最为公众所知的,应该是我关于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系列西周青铜器藏品的研究(注:赛克勒系列收藏位于美国史密斯森尼博物院,拥有世界范围内最全面的中国青铜礼器藏品)。

在考察青铜器的过程中,我发现到在公元前85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观察,我认识到这些礼器的变化源于祭祖仪式本身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当时的西周在南北受敌的情况下逐渐衰落,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相比以前繁复细密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设计更加粗放。这些变化,暗示着参加相关礼仪活动的人员的增加——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极少数站在近处看得清纹饰的人,而包括了站在远处也能一眼看明白纹饰意义的广大观众。器物形制的变化,不仅对应着礼仪中的重大变革,也对应着贵族阶层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一影响力深远的发现,基于一种我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首先,我会在适当背景下考察某一时期的一大批器物,比如青铜器或玉器——墓葬作为考察背景特别重要,文物出土的具体墓穴尤为关键。接下来,我会观察器物演变上的重大和微小变化。然而,仅观察变化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器物背后的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研究来解释这些变化。比如,在对西周青铜器的研究中,我会结合西周祭祀仪式上的表演进行分析——与前一时期相比,器物大小和形状变化,都会引起仪式上的动作种类和幅度变化,也对仪式上食物和酒水数量提出新的要求。

考察这些变化和差异对其他器物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在这一研究思路的引导下,我在晚期墓葬中发现了远早于墓葬所处时代的早期玉器和青铜器,还发现了很多在商周时期被重新雕琢的新石器时代古玉器,探究了红玛瑙珠由异域到中原的传播过程。

记者:在牛津,您主持了“中国和内亚(Inner Asia):——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改变中国的互动”项目,并在考古艺术历史实验室工作。这些经历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杰西卡·罗森:在牛津的项目为我提供了与诸多学者、学生互动的机会,也激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我对西伯利亚、俄罗斯西部和蒙古的材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大大增进了我对中国及其边疆地区的认识。这样的经历对于希望理解中国在东亚角色的学者来说,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与蒙古、西伯利亚保持着长期接触,但古代中国仅仅从两地引进了适用于中国大型社会的材料和工艺,包括铸铁、铸铜技术,并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本土化改造。看似源于中国本土的工艺,实际上是来自大草原地区(steppe)和它位于西亚的源头。在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从来不完全照搬异域元素或器物,而是将外来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中国社会结构中。某一器物或图案在传入中国后,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

比如,周贵族在向邻国学习的过程中,将红色玛瑙珠串引入中原,后来成为精英阶层的繁复装饰和葬礼祭品,融入其礼制体系中。与之类似,黄金和铁器等材质由异域引入中原,成为重要的装饰材料;彩色陶器、三足瓮、铃铛、镜子的制造技艺通过与毗邻地区的不断接触而得到消化吸收。周致力于通过将新的礼制和外来元素引入统一体系中,以控制其边境内的文化多样性。被引入的异域材料和器物被完全整合在周朝的社会结构中。

记者:从器物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方的差异究竟有哪些不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异?

杰西卡·罗森:中国与欧洲在社会形态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大型社会,结构清晰而等级森严,社会、政治和艺术的运作都基于大型社会的特点,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如此;相比之下,欧洲是流动性很强的小型社会。二者间鸿沟是巨大的。这些变化也体现在宇宙观上:在西方有一个更加积极的宇宙观体系,探讨世界如何被创造,又如何分化;而中国则秉承一种静态(steady state)的宇宙观,不希望静态被扰乱或破坏。中国政府经常讲和谐社会,实际上反映了静态的世界观。

社会关系和宇宙观的差别也反应在器物上。比如,从器物质量上来讲,中国器物的质量比西方的高出很多,因为中国在当时就有了劳动分工,不同工匠各司其职,分工细化也带来了器物质量的提升。中国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发明者,在半工业化时代就发明了分工。这也可能是中国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但在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或提及这一点。

从中西方装饰体系来看,中西方纹饰展现出对人类活动空间的不同定义。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大量建造石质建筑,这种建筑的装饰系统因此成为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的主导系统。在中国,建筑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主导的装饰系统通过绘画或刺绣方式表现出来,多以寓意吉祥的雀鸟、动物和植物为主题,是一个由语言体系主导的系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西方的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器物的变化也受社会、政治因素变迁的影响,在相互联系中不断发展。

造成社会差别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的体量。欧洲以畜牧业为基础,而中国以大型农耕经济为基础,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此后,很多事都在偶然中发生。例如,我认为中国历史上对玉和青铜的选择都是偶然事件(happenstance),欧洲历史上用石材建造房屋的选择也是偶然。很多事情的起源并不复杂,只是根植于意外。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一旦开启一个传统,就会逐渐产生路径依赖,久而久之就无法脱离这一发展道路。

 记者:作为考古学者,在观察和研究器物时主要关注什么?

杰西卡·罗森:在观察器物的过程中,学会提问是最重要的。考古学者不能仅关注器物的外表,一定要不断问自己,能从一个考古遗迹中看到什么、学到什么。古人做任何事都有其特别目的,我们需要通过考察遗产去体悟古人的世界。理解古人的意图应该成为考古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在不懈努力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好这件事。

“与卢浮宫相比,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质量高出很多”

记者:在世界知名博物馆中,您认为大英博物馆的特色何在?

杰西卡·罗森:几大博物馆的起源不同。大英博物馆有悠久的考古学传统,有很多挖掘出土的文物,这一背景与以艺术史为背景的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迥然不同。相比之下,大英博物馆更注重展品的背景及其社会属性。

从来自中国的藏品来看,大英博物馆有最全面而深入的关于中国的馆藏。从前,相比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绘画和雕塑方面略有逊色。在新的中国展区,我们会更多地展示中国绘画。与卢浮宫相比,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质量高出很多,尤其是在珠宝、瓷器和考古方面。

我现在正在与大英博物馆再次合作,这是我25年后再次投入博物馆事业。如今大英博物馆的游客大幅增长,展览风格也有很大调整。展示的内容更加面向普罗大众,传递的信息尽可能简单而全面,没有从前那么学术化,更突出科技的力量及观众的欣赏、参与。整个展厅与以前比会有更令人激动的效果。灯光有很大变化效果,色彩基调也大胆了很多——新的中国展厅的背景色是深红色,而印度展厅则是深蓝色的。

由于近来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游客越发摩肩接踵,我们也对展览进行了调整。在每个展柜的中央,我们会放一个“把门”的主展品(gateway object),以便让游客聚焦于此,并附有关于该展品的介绍和语音向导——这样的安排主要基于对游客参观习惯的研究,大部分游客在展厅里可能只会看这些主要展品。

记者:大英博物馆中,来自中国的藏品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

 杰西卡·罗森:在19世纪,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主要是印刷品,当时来自中国的瓷器、漆器或隶属于民族学部或地中海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中国的很多文物被卖到美国、日本、欧洲,大英博物馆得以在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期间买入了很多文物。同时,博物馆也获得了很多战争期间已故人士的捐赠。大量新藏品的流入,让亚洲部成为博物馆的专门部门。需要注意的是,大英博物馆亚洲部包括伊斯兰文明、日本、韩国和中国。60年代,亚洲部得以靠捐增购入一大批新藏品。我在70-80年代也曾参与购买一些藏品。但此后博物馆就极少购买中国文物了,一是因为太贵,二是担心走私文物的风险。

大英博物馆最多的中国馆藏是瓷器——我们有10000件中国瓷器。欧洲人从明代就收集中国瓷器,因此四分之三的瓷器藏品都来自(从中国)出口欧洲、被使用的日用品。

记者:中国展在大英博物馆处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不是吗?

杰西卡·罗森:中国展所在的区域可能确实是比较偏僻。大英博物馆在传统上聚焦希腊、罗马和埃及文明,正因为这样的传统,我认为在大英博物馆,中国展永远不可能像埃及展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手中的中国藏品,没有埃及展中那样体量巨大的藏品。

中国在很多人看来依旧是遥远而偏僻的。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展现中国,我认为中国对待文物和展品,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将更多更高质量的展览送出国门,而不是降低送出展品的质量。近年来,中国向海外发出大量办展申请,但决策人并未意识到哪些海外展览地是最重要的。除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两大竞争者,很少有大英博物馆量级的博物馆了。如果我是中方决策者,我会把最好的藏品和展览集中力量送到这三家博物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方把送到这三家的展览也同时送到了佛罗里达等并不为人所知的博物馆,这样没有侧重的展示并不会达到中方预期的效果。

要提升中国的形象,应该思考的是:除了兵马俑,中国应该如何向世界展示自己?迄今为止,中国办了两个很棒的展览,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展,另一个清代故宫藏品展。应该有更多这样精心设计而内容丰富的展览走出国门。

记者:在您看来,向西方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旅游和教育都有助于双方增进理。但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对外标榜的独特中国形象,在西方其实不被理解。中国无法将其特别之处展示给西方,有时候显得自己很傲慢,有时候又显得很自卑。

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二者的发展路径和文化心理。中西文化隔阂或许可以用我在北京的经历作为例子。从中国的标准看,北大已经给予了我足够的礼遇: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坐在台下全程聆听我的演讲,文物局的官员、考古界学者与我进行对话。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被当作一只“金丝雀”来展示(trophy bird),而没有专业深入的交流。尽管观众热情极高,但很多学者和观众提出的问题往往并不基于我的研究领域,而只是由研究内容的佐证申发出的一些无关主旨的细节性、技术性问题。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看,没有针锋相对的交流,这是另一种不尊重。

记者:最近大英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类似这样的展览,是否有助于中西文化相互理解?

杰西卡·罗森:在我看来,启发这个展览的同名广播节目在促进文化沟通上的意义值得深思。

这档BBC广播节目完全靠优美的语言讲述,而不靠任何图片来传播,力图通过声音来接通世界各地没有机会亲自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听众,向他们讲述世界历史。节目的设计者、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莱格(Neil MacGregor)和我都坚信,应该通过节目增进世界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让人们对彼此更加宽容。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介绍世界之最,而是展现展品背后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概念,让人通过这些想象中的器物理解全球历史,了解自己和他人所生活的世界。西方人对增进相互理解这一使命充满激情。

无论是听节目还是参观展览时,观众不应该把注意力仅放在器物如何精美上,而应该去了解制造者、制造缘由、功能和目的,理解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文字和声音了解另一个文化,感知未曾谋面的器物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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