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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博物馆藏中国古画概述

  www.798space.cn   2012年10月30日    来源:东方早报   展览推荐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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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中国本土(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以外收藏中国书画最为丰富的地方。但这些收藏在美国的分布并不平衡,除了林林总总的个人收藏,更有依托于一项或多项捐赠基金、逐渐积累藏品的数家博物馆。参加本次大展的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皆属此类。

宋 佚名 仿周文矩宫中图卷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美国是中国本土(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以外收藏中国书画最为丰富的地方。但这些收藏在美国的分布并不平衡,除了林林总总的个人收藏,馆藏最为丰富的有六家。

前五家博物馆都位于东北海岸地区(又可细分为新英格兰与中大西洋沿岸)与大湖区(五大湖南岸),总称为美国东北部工业区,是美国工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二战结束前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唯一不在东北部工业区的中国古画收藏重镇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交界处的堪萨斯城。密苏里州的中国古画收藏单位还有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居民以白人新教徒为主,其居民和信仰构成与东北部工业区极为相似。其实该地邻近东北工业区,在早期工业发展史上也曾经占有重要地位。弗利尔的藏品因创始人遗嘱的限定而不能离馆展览,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相对规模较小,本次展览包括了其余四家博物馆的藏品。

重要馆藏简史

(一)波士顿美术馆

波士顿美术馆于美国独立百周年纪念日(1876年7月4日)首度开放。由于波士顿与日本密切的贸易与文化联系,1890年成立的三个部门中就有日本美术部(1903年更名为日本中国美术部,今为东方部)。日本美术部第一位主任是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年)。他曾经在日本居留大约12年,在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西方化浪潮中,坚持认为日本传统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在大多数西方人还只能把玩器物艺术品时,他的艺术感悟能力已经延伸到平面的绘画。他任职期间(1891-1896年)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的中国绘画展览——京都大德寺所藏的中国南宋绘画《五百罗汉图》展(1895年)。这套多达一百幅的鸿篇巨制是南宋宁波职业画家作坊的作品,15世纪被带到日本,递藏源流清晰,画风纯熟,保存良好,是举世无双的珍宝。展览后有10幅画在波士顿售出,5幅直接卖给了博物馆,另外5幅卖给哈佛教授兼博物馆赞助人丹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10-1935.9.12),罗斯最终也将他所得的赠与了博物馆。还有两幅最好的作品在波士顿展览前失踪。几年后,费诺罗萨将其中一幅卖给查尔斯·弗利尔,他解释说是在把绘画作品打包送回日本的时候发现的,并由日本代理人赠送给他。另一幅作品也在市场上出现,并在1907年被弗利尔购入。现在这两幅就在弗利尔美术馆。回归日本的余下88幅作品在1908年被指定为“国家珍宝”,受到严格保护。

费诺罗萨在日本市场上买的一些中国古画(限于条件,主要是佛教绘画),由另一位博物馆赞助人查尔斯·威尔德(Charles G.Weld)买下后于1911年捐给波士顿美术馆,这些作品连同费诺罗萨在任期间博物馆购入的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中的五件——周季常(南宋)所作《受胡输赆》、《云中示现》、《施财贫者》、《竹林致琛》、《观舍利光》等作品,奠定了该馆中国绘画收藏的第一层“家底”。

费诺罗萨因婚外恋而离婚再娶,这在清教徒氛围浓厚的波士顿是不被容许的。这导致他丢了工作,晚年散尽收藏,穷困潦倒。

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第三位主管是他的学生冈仓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2.14-1913.9.2)。这位英语流利、文笔优美的年轻人因向西方介绍日本文化而受到欢迎,在日本也被视为圣哲般的人物。他先担任中国日本美术部的顾问,1911至1913年任主管。他以前曾学习过汉语并游历过中国。为波士顿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每年都去中国,在那里建立了以他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为中心的购买网络。当时适逢中国国内政局不宁,国宝外流,冈仓只购买名气很大的、可用于研究性收藏、可填补空白并留待以后形成系列的作品。在市场上名画甚多的时代,这一方针为波士顿赢得了一大批珍品。如此次展出的(南宋)夏圭《风雨行舟图》、(元)王振鹏《姨母浴佛图》卷就是在冈仓任内入藏的。1912年冈仓还请中国书画家吴昌硕写了“与古为徒”四字,制成匾额,至今安放在中国馆大厅里,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标志景观之一。

博物馆早期赞助人中,对中国古画贡献最大的人是丹曼·罗斯,他捐赠的精品很多,此次展出的就有大德寺《五百罗汉图》中周季常所作的《洞中入定》、《应身观音》、《经典奇瑞》、《渡水罗汉》以及林庭珪所作的《施饭饿鬼》五件,还有传(北宋)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卷,他捐赠的中国古画还有《北齐校书图》、《古帝王图》、《文姬归汉图》等煊赫名迹。在冈仓之后的中国日本部业务主管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1878-1942年)任内,丹曼·罗斯继续捐赠,早崎幸吉的购买渠道也在起作用,此次展出的(传 北宋)范宽《雪山楼阁图》、(南宋)陈容《九龙图》就是在罗吉任内买入的。罗吉以后的东方部业务主管是日本人富田幸次郎(Tomita Kojira ,1890-1976年),他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管(1931-1963年),任内入藏的名作有(南宋)鲁宗贵《吉祥多子图》方页、(北宋)赵令穰《江乡清夏图》卷等。他也首次出版了馆藏中国古画的完整著录资料。

(二)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美术馆是美国第一个专业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工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2.25-1919.9.25)私人捐建及捐赠藏品,这在美国的东方艺术收藏史上极富典型意义。该馆所藏中国古画达1200余幅,数量为美国之最。

弗利尔生于纽约州金斯顿(位于纽约以北),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从事过水泥制造、铁路工程、汽车等行业,在纽约州和大湖区的广阔土地上,在美国工业大发展时期,他成就了自己的财富。1900年他46岁时退休,把余下的20年岁月都用于艺术收藏。

他的收藏历程从欧洲版画开始,后结识美国旅欧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响下爱上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及随后的美国大萧条和罢工动乱,促使他赴日旅行,后来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对他影响最大并最终将他引向中国艺术的人则是费诺罗萨。

弗利尔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亚洲,在日本参加了费诺罗萨的追思仪式,在中国结识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访文物古迹,还试图组织科学考古,在那种乱世中,他并没有盗凿石雕带回美国。回国以后他患了中风,不能再长途旅行,但这次旅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趣味以及他晚期收藏品的增加。他亲自购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霁图》和(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卷等,后者原是端方的藏品,端方死后被福开森买下,向大都会索价10万美元,遭拒,弗利尔则痛快地买下了。他与丹曼·罗斯、福开森是早期美国人中的三位奇人。三人都大量买中国古画,又各有特点。丹曼·罗斯通过艺术史研究培养出令人惊叹的敏锐感觉,买到很多高古精品。福开森采用中国传统鉴定方法,重文献重笔墨。弗利尔受日本方法影响,注重画面美观和视觉冲击力,不重文献。虽然那个时代买到的“赝品”现在看来往往也是价值不菲的古画,但后二人的鉴定失误率都比罗斯高,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是很值得深思的。

1904年,弗利尔向美国史密森尼恩学会(类似于中国的“国家文物局”)动议捐赠藏品并承诺提供建筑馆舍的资金。可惜当时很少有美国人能欣赏亚洲艺术,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好不容易才说服官僚机构和国会议员们接受弗利尔的捐赠。从那时起到去世,弗利尔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收藏和宣传中国和日本艺术,一方面忙于督建馆舍。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次年馆舍也因战争而停工。1919年9月25日弗利尔在纽约市病故,归葬家乡金斯顿。在他去世后不久,弗利尔美术馆终于竣工,并在1923年5月2日开放。

弗利尔没有孩子,完整保存下来的弗利尔收藏就是他生命的延续。起初他苛刻地规定这个博物馆将来不再添加任何藏品,不允许自己的遗赠品离开馆舍,也不允许任何外来物和自己的遗赠一起展出,幸好他在去世前不久修改了遗嘱附件,留下一笔基金用于“东方美术品的收藏与研究”,允许弗利尔美术馆增加亚洲、埃及和近东(西亚)艺术品的收藏。弗利尔美术馆这才保持了发展的活力,得以拥有今日的规模和地位。1987年富翁赛克勒的捐赠使国家亚洲美术馆被改名为弗利尔美术馆-赛克勒美术馆。

20世纪开始时博物馆品级的日本艺术品的价格已经偏高,中国和韩国的杰作却相对便宜。弗利尔赠送或者用比作品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藏品,以帮助克利夫兰博物馆以及芝加哥、费城、明尼阿波利斯的博物馆开始自己的收藏。1915年他搬到纽约,对纽约收藏家圈子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曾经帮助早期的大都会博物馆东亚艺术品馆藏购买人博施-瑞茨(S.C.Bosch-Reitz)。当博物馆讨论是否接受福开森(John C.Ferguson)预购的中国古画时,弗利尔的支持性意见使大都会收下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就包括钱选《归去来图》这样的重要作品。他还把为自己挑选的作品让给博物馆购买,当遇到自己买不起的重要作品时,他会向博物馆和其他收藏家推荐,以求把它们留在美国。东北工业区中国古画私藏和馆藏众多,纽约成为中国艺术收藏的中心,这都离不开弗利尔晚年产生的影响。

弗利尔还促成多家博物馆举行专门的东亚艺术展览,从自己的收藏中借展品给它们,通常他还会说服博物馆配合施行社会教育活动,例如邀请著名学者演讲。

弗利尔博物馆的首任馆长约翰·伊勒顿·罗吉,名义上是临时的,实际上成了终身的(1921-1942年),他也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中国日本部业务主管(1916-1931年),有十年时间(1921-1931年)同时掌管着美国的最重要的两项亚洲艺术收藏,这里面的平衡与取舍甚是微妙,不过两馆的购买和零星受捐(除去丹曼·罗斯的大宗捐赠)其实不相上下。在他任上,两馆合作资助过卡尔·毕肖普领导的对中国的考古远征,提升了弗利尔美术馆在史密森学会中的学术地位。在中国绘画方面,他将弗利尔购买物的鉴定归属几乎全部推翻(不过后来的学者证明他矫枉过正了)。在他任内,馆里添购了不少名画,如南宋阎次于《山店图(松磴精庐图)》方页、龚开《中山出游图》卷、元人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等。

1979-1993年担任弗利尔美术馆东方部主任的华裔学者傅申给该馆的收藏带来明显的变化。傅申先生早年为书画家,曾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对藏品的品质和真伪有更严格的鉴别,又在中国绘画资源尤其是宋元作品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开拓了书法收藏这一新领域。如1980年由翁万戈出让的(明)王宠《行草书荷花荡六绝句》卷、(明)徐渭《草书诗》卷、(明)严澂《摹褚遂良哀策》册,以及从其他途径入藏的翁氏旧藏(清)戴本孝《诗画》册。1981年傅申还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合编《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成为刊登载录国外法书藏品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弗利尔和罗吉时期购买的中国绘画都以挂轴为主,一是受日本影响,二是展示效果好,傅申在任期间明显增加了手卷的收藏。

(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19世纪后期,波士顿和纽约两座城市的竞争中,也包括文化设施的竞争。波士顿美术馆围绕“纯艺术”展开,而名为大都会的纽约博物馆则“驳杂”与宏大得多,在二战以后又大胆地引进了商业化运营手段,这也体现了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居民性格。两大博物馆的建立进程是你追我赶的。大都会博物馆开放于1872年,1915年成立远东部,1986年更名为亚洲部。在清朝刚刚灭亡后就为大都会购入第一批中国古画的人是传奇性的“中国通”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年),他在中国居住将近50年,与中国社会上层关系密切,他在公共事务、慈善事业和传统文化修养方面的成就,都深得中国文人士大夫和民国官员的赞誉。他说一口流利的南京话,对中国文化兴趣浓烈,特别热衷鉴别与收藏中国艺术品,受中国文人的目录学影响,还主持编纂了多种藏品著录和工具书,几乎成了一位白皮肤蓝眼睛的中国士大夫。但是福开森与中国士大夫如出一辙的重文献和“望气”鉴定法无法说服大都会的董事会和观众,双方短暂的合作很快中止。其后大都会的中国古画购藏与受赠并未停止,在任职期长达36年(1928-1963年)的普爱伦(Alan Priest)任上就收进不少古画。

大都会中国古书画收藏的飞跃是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发生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是1970年成为董事会主席的道格拉斯·迪隆,以及1971年起担任大都会特别顾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迪隆与方闻建立了长期的、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争取到了以顾洛阜和王季迁为代表的一大批白人和华裔杰出收藏家的支持,使大都会博物馆后来居上,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地之一。

方闻既是书法家,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和教授,这使他能够充当中国传统鉴定方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转译者角色,并较易说服董事会购入他认可的作品。他的学生王妙莲、傅申撰写的《鉴赏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和发展了风格分析方法,是这一方法应用于书画鉴定的经典之作。他加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担任特别顾问后,虽然每星期只上班一天,但通过争取大收藏家成批转让或捐赠,帮助中国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的收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他还把收藏的范围拓展到书法、碑帖和石刻线画、版画等领域。

大都会的中国古画藏品有很多都来自同一名收藏家——王季迁(1907-2003.7.3)。他早年一名季铨,晚年又署己千。江苏苏州人。出身官宦世家,14岁从苏州著名画家、收藏家顾麟士学画,19岁入上海东吴大学读法律,入吴湖帆门下学习绘画和鉴定,与徐邦达同门,又与张珩、庞元济、谭敬等收藏家交游,并开始收藏清初“四王”的画。他一生中三次完整地看过故宫(以及后来的台北故宫)藏画,存世中国古画几乎全部过目,鉴赏生涯长达八十余年。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国,参观了日本和美国的博物馆,但仍然坚持传统鉴赏方法中以笔墨来判断真伪优劣的方法,这一点是很多白人难以接受的。他出国后以买卖古画为生,不少藏品来自张大千(包括《溪岸图》)。他的主顾包括欧美的不少博物馆,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主顾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他转让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作品阵营最为惊人,此次展出的宋元名迹就包括传董源《溪岸图》轴、李公麟《孝经图》卷、陆广《丹台春晓图》轴、罗稚川《古木寒鸦图》轴、赵原《晴川送客图》轴。购买这些画的资金来源不一,包括迪隆基金、J.P.摩根基金、华人企业家唐氏基金等,也有些画是买主或王季迁本人捐赠的。通过多样的赞助途径,大都会很好地利用了20世纪最后一位活跃在市场上的鉴定大师的能量,也抓住了最后的历史机遇。

大都会来自王季迁的其他著名藏品还有传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胡笳十八拍图》卷、马和之《小雅鸿雁之什》卷、白描《豳风七月》卷等。

与王季迁相映成趣的是白人收藏家顾洛阜(John M. Crowford, Jr.,1913-1988年)。像大多数中国文人收藏家一样,他先成为一名藏书家,收藏英文善本,对印刷品的鉴赏将他引向了对(中国书画这类)黑白艺术的鉴赏。他在1937-1938年间的出国旅行将目光引向了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陶瓷、玉器、雕塑和青铜。两方面的合力最终使他走上了独特的中国书画收藏之路。1955年,在日侨古玩商濑尾梅雄的中介下,他购买了一批张大千藏品,从此走上了中国绘画甚至书法的收藏道路。他的鉴赏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人相契合。他的斋馆号叫作“汉光阁”,在他的藏品上有“汉光阁”收藏章。一位成长于西方的白人能够鉴赏和收藏中国书法,是开创性的事件,而且顾洛阜的藏品之精、眼光之独到,令人惊叹,即使与第一流的华人收藏家相比亦不逊色。他的书画收藏多次参加重要展览、出版精品图录,影响很大,他也成为大博物馆争取的对象。他原有意于史克门经营半生的纳尔逊博物馆,但晚年的经济变故使他最终选择了财力雄厚的大都会博物馆,也使这批藏品留在与他居住的小楼近在咫尺之处,让他在云烟过眼的落寞余生中还有时时寓目的安慰。这批书画对大都会的中国书画藏品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提升。这次展览中的顾洛阜旧藏就有: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南宋帝后书法扇页、马远《月下赏梅图》页、赵孟頫《王羲之佚事四则》行书卷、鲜于枢《石鼓歌》草书卷、倪瓒《江渚风林图》轴。

大都会来自顾洛阜的其他著名藏品还有郭熙《树色平远图》卷、米芾《吴江舟中诗》、李结《西塞渔社图》、李迪《古木双鸟图》页、《赵氏三世人马图》卷等。顾氏旧藏中有多达十件清宫散佚书画:唐人《金粟山大藏杂阿含经》、传五代《别院春山图》、郭熙《树色平远图》、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米芾《吴江舟中诗》、乔仲常《后赤壁赋图》、传高克明《溪山雪霁图》、《赵氏三世人马图》、鲜于枢《石鼓歌》、赵孟坚《梅竹谱三诗》。清宫散佚书画珍若拱璧,一般收藏家拥有一两件已经足以傲视群伦,他竟然拥有十件,是占尽了天时(二战后中国的动乱)、地利(美国的安定富裕吸引怀宝之士)与人和(本人的雄厚财力以及在市场收藏界的广泛人脉)的结果。

作为私立博物馆,大都会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赞助人的慷慨奉献,银行家、政治家、外交家道格拉斯·迪隆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被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驻法国大使(1953-1957年),被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委任为财政部长(1961-1965年)。他对中国绘画的爱好(以及对书法的接纳)、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对建立一个与大都会地位相匹配的东方艺术收藏来回报公众的信念,使他所发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名单纯的捐款人。此次展览中,迪隆基金购买的作品就有马麟《兰花图》页、钱选《梨花图》、王振鹏《维摩不二图》卷、直翁《药山李翱问道图》、吴镇《虬松图》轴、张羽《松轩春霭图》轴。

在赞助人的支持下,方闻在大都会主持修建了道格拉斯·迪隆画廊,为中国书画创造了优越的展览条件,又据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庭园仿建了艾思特庭园(Astor Garden),又称“明轩”庭园,为观众营造了感受明清文人艺术的直观氛围。

(四)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

普林斯顿大学在方闻任教授期间才开始大力发展中国书画收藏,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型博物馆争取到一些重要的中国书画捐赠:1973年获阿瑟·赛克勒的中国绘画捐赠,1984年获爱略特家族中国绘画捐赠,当时中国书法价格还比较低廉,这些收藏家和博物馆积累了一批重要的藏品,使该馆在中国书法收藏上堪与大都会、弗利尔鼎足而三。至于古画,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论年代高古及品质精美,不但在大学博物馆中堪称翘楚,很多城市大馆也有所不及。在它之前,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如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及宾州大学博物馆)的收藏要兼顾艺术、历史与考古,中国绘画占比很小,倒是一些兼有教育和收藏功能的美术学院(也可译为美术馆)有较丰富的中国古画,如较早形成的芝加哥美术学院、底特律美术学院,以及二战后形成的火奴鲁鲁美术学院的收藏。哈佛大学的艺术史教学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很早就形成了高校与博物馆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普林斯顿大学自有收藏的建立则使教学与收藏的互动变得更为便利,西海岸的高居翰教授将其个人收藏(景元斋藏画)寄展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实行了这一模式。

阿瑟·赛克勒(1913.8.22-1987.5.26)是纽约人,精神病医生、药物制造商、文物收藏家和慈善家。他对东方艺术品的爱好与弗利尔有近似之处。他的藏画大多捐赠给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也有部分藏画及铜器、玉器、陶瓷、漆器和金属器等捐赠给了赛克勒美术馆。方闻的学生王妙莲、傅申所写的名著《鉴赏研究》即是以他的藏画为基础进行的研究。这批收藏是方闻指导下在较短时期内形成的,高古性不够,因而强调研究价值。他还出资在大都会艺术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建成了赛克勒展厅,建造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还有他去世后由基金会捐建的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教学博物馆。

金融家约翰·B.爱略特(1928-1997年)是普林斯顿居民,与方闻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1951级的同学,他主修中世纪历史,在乔治·罗利门下辅修中国艺术史。他对亚洲艺术的爱好始于1944-1945年那个冬天看到的一本《生活》杂志上刊登的8页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中国古画,但直到1967年才正式开始收藏。老同学方闻为他提供了从入门到提升的一系列帮助,他最初接触的书法作品就是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跋尾》和鲜于枢《进学解》。他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是次于诗而高于画的品类,也了解到当时白人中的中国书法收藏家只有顾洛阜一人,显然这是一块大有可为的收藏处女地。他很快一发而不可收,财力不济,遂向母亲和兄弟大卫求助,他的个人收藏行为也就变成了家族收藏,他也成了亚洲以外最重要的中国书画收藏家之一。他的书法藏品和顾洛阜藏品一样参加过1971年宾州大学的“中国书法”展览。1984年,爱略特家族向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捐赠了70件中国绘画藏品,方闻为这批藏品展览所编纂的图录《心印》也成为他的学术代表作。普大馆藏的爱略特家族旧藏法书有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跋尾》卷、米芾《留简帖·岁丰帖·逃暑帖》、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卷、宋克《书陶诗及竹石小景》卷、唐寅《落花诗》卷、王守仁《寄侄郑邦瑞三札》等,名画有南宋或金人《仿范宽山水》、王洪《潇湘八景》双卷装、赵孟頫《幼舆丘壑图》卷、元人《梨花山雀图》等。

(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建立于1916年,由几位当地工业家捐资建立,场地则选在当地慈善家威德(Jeptha H. Wade)在1881年向克利夫兰市捐献的地产威德公园(Wade Park)内。李雪曼(Sherman Emery Lee,1918-2008.7.9)不但是其中国艺术部,也是整个博物馆的灵魂人物。他是克利夫兰博物馆的第三任馆长(任期1958-1983年),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

李雪曼原来是学美国艺术史的,在1941年出任底特律美术馆业务主管。1948年他回到美国,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并在华盛顿大学教书。1952年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首席业务主管,并在1958年成为馆长。二战以后中国社会动荡,私人藏品流动很快,李雪曼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最后的机遇,1959年聘任何惠鉴为中国部主管,使中国古画收藏有了较大增长。他在中国绘画鉴赏方面表现出白人学者中罕见的包容性,能够认同以笔墨为基本判断元素的中国传统鉴定理念,对执行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王季迁抱有充分的信任,这使得克利夫兰在二战后从王季迁手中获得了大量宋元明清古画,数量仅次于大都会博物馆。本次展出的王季迁转让给克利夫兰的藏品就有张渥《九歌图》卷、倪瓒《筠石乔柯图》轴。这是与李雪曼的开放性胸怀和眼光分不开的。

1980-1981年由克利夫兰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八代遗珍》展览,是数十年未有的大规模中国古画专门展览,两馆的藏画几乎全部展出,共计282件,通过展品组织,勾勒出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绘画史。展览先后在堪萨斯城、克利夫兰和纽约亚洲协会展出。展览图录中附有何惠鉴、李雪曼、史克门、武丽生四人的文章,分段总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发展史,图片虽然以黑白为主,但是印刷精细。这个展览及研讨会不但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时至今日仍是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经典。

(六)纳尔逊-阿特金斯

艺术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原来是分开的两个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阿特金斯美术馆,创立及早期资金分别来源于美国堪萨斯城报业大亨纳尔逊的遗产以及阿特金斯夫人的遗赠。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于1933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其后两者的遗产托管人决定合作建馆,在1983年50周年馆庆之际正式更名为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rtkins Museum of Art,Kansas City,U.S.A.)。

纳尔逊博物馆除了欧洲艺术品,以东方文物的收藏最为出色,包括阿拉伯艺术、古印度艺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犍陀罗艺术)。其中中国文物量多质优,尤以精美的卷轴画最为引人注目。建立这宗收藏的灵魂人物是史克门。他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早年接触过日本艺术品,就立志要当博物馆的亚洲部主管。他得到大都会的普爱伦指点,来到哈佛大学,曾跟波士顿博物馆早期重要赞助人丹曼·罗斯、亚洲艺术部主任富田幸次郎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学习艺术史,据说他在北京曾跟着溥儒学画山水,对明清家具、古建筑和佛教雕塑都用心研究过。华尔纳受纳尔逊馆方委托,来到亚洲搜购艺术品,让史克门当他的助理。后者从1932年开始为纳尔逊馆方购买艺术品,他走遍华北各地,短短三年内搜罗到大量中国古代奇珍异宝,其中不乏传奇。后来成为镇馆之宝的北宋许道宁《秋江渔艇图》卷(一名《渔父图》)于1933年购入,据说是当时的北京市长周大文因赌债所迫而求售的,史克门一见心折,东拼西凑,果断买下。另一件马远《春游赋诗图》卷则是当时史克门替一位私人收藏家代卖的,但画卷带回美国后,艺术史家们都认为是明人无款作品,认为吃了亏的藏家很生气,与史克门也不太来往了,1968年史克门到纽约出差,偶然在苏富比小拍里发现了这幅画,估价只有几百美元。他立即改变行程,留在纽约亲自参加拍卖,仅花了1500美元就为博物馆买下了这幅画。这幅画在博物馆的登记名一直是《春游赋诗》,谢稚柳先生的《唐五代宋元名迹》中改名为《西园雅集图》,后来成为它的通行名,这次也正是以《西园雅集图》为名参展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很不平静,当年提携过史克门的那位普爱伦,在1934年勾结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岳彬盗凿了龙门宾阳洞的两块北魏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浮雕被凿成碎块,《皇帝礼佛图》被交给大都会,《皇后礼佛图》则被史克门辗转买到,现在陈列在纳尔逊,修复状况优于大都会陈列的《皇帝图》。

1935年,史克门回到美国,担任纳尔逊美术馆东方部主任。二战期间他离职从军,参战时和战后他从印度、中国买到不少出色的古代作品,一度还在驻东京的盟军最高指挥部的艺术与纪念碑部门任顾问,在日本艺术市场又得到不少佳作。随后他回到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1953年起担任馆长,直到1977年退休,馆方曾经特别举办了“史克门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展”以表彰他的功绩。纳尔逊博物馆所在地区获得的工业利润在二战后急剧减少,缺乏源源不断的新资金赞助,博物馆在新一轮藏品争夺战中明显就没有优势。史克门与顾洛阜私交甚好,后者原先有意把藏品整体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但因晚年遇到经济困难,只有财力雄厚的大都会可以帮助解决,其收藏最后花落大都会。不过,顾洛阜还是转让了三件重要藏品给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北宋人(范宽传派)《雪山图》轴、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明人仇英《沧浪渔笛图》轴,本次展出的有《后赤壁赋图》卷。

几个相关问题

(一)空间分布的变与常

东北部工业区是美国开发最早、文化产业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中国古画收藏也最为集中。除了前述六大馆藏,还分布着不少规模较小的绘画馆藏,前者包括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美术馆等,后者包括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美术学院、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美术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安娜堡分校艺术博物馆,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托雷多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二战后,东北部工业区的传统产业钢铁、汽车、化学,或因技术进步、环境保护而被边缘化,或因新兴工业国的竞争而趋于衰落,但是纽约仍是世界级的艺术交易中心,这一地区还拥有前辈积蓄的带有贵族气息的“旧钱”(old money),在艺术收藏上仍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力。墨西哥湾沿岸的南部工业区和太平洋沿岸的西部工业区的文化艺术发展侧重于新兴领域(如摇滚乐、电影等),传统艺术收藏尤其是平面性绘画则从来不是关注的重点。华人较少的南部工业区基本上没有建立中国古书画收藏,而华人较多的西部工业区利用二战后的最后一点黄金时段建立了仅次于东北部工业区的中国古画收藏。

二战后华人收藏家的空间分布与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分布有密切联系,但与华人移民的分布并不完全重合。

西海岸地区作为较晚纳入美国版图、经济和文化积累相对较少的地区,新移民的经济底蕴也比较单薄,在市场上争夺数量有限的古典藏品时处于相对劣势。这一地区最著名的私人收藏是高居翰的景元斋,从二战后的日本开始收藏,但是宋元作品也不多,再晚建立的中国古画收藏就更难获得高古作品了。本地观众本来就族裔庞杂,面对不够高古和有名的藏品,热情自然不如“老地区”的白人观众。再加上私人收藏转化为馆藏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窗口,结果,西海岸的中国古画馆藏,数量和质量都难与东海岸相提并论。可见,美国博物馆中国古画收藏重点单位的分布,与华人移民分布并未呈现出对应关系,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财富与古典文化氛围的积累,可以说是现代美国历史、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缩影。

(二)馆藏来源的方式与类型

在艺术收藏流布的新地区、新领域,个人收藏往往启动较早,分布较为广泛,但是通过零散或整体地转让或捐赠,博物馆日益成为收藏的集中地,较能反映该地区该领域收藏的全貌,因而可以说个人收藏是博物馆收藏的蓄水池,博物馆则是藏品为社会服务的最佳平台。

个人积累的中小型收藏基本成型以后往往会整体移交给博物馆,构成博物馆藏品的全部或主要部分。这种类型的代表是弗利尔美术馆。后来的赛克勒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也属此类。

更多博物馆是依托于一项或多项捐赠基金,逐渐积累藏品,参加本次展览的四家博物馆——波士顿、大都会、克利夫兰、纳尔逊,皆属此类。如大都会先后获得过J.P.摩根、洛克菲勒、迪隆等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它们的馆藏中也包含着大大小小的批量转让或捐赠。如波士顿博物馆早期最重要的捐赠者之一丹曼·罗斯,他担任该馆理事逾四十年,全面收藏、大量捐赠,精品迭见,贡献至巨。在他80岁生日之际,该馆的九个展厅展出了他自1906年以来二十多年间捐赠的超过11000件艺术品。他向福格博物馆捐赠的艺术品也超过1500件。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中国古画收藏主体来自赛克勒和爱略特家族的捐赠。大都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几位大收藏家(顾洛阜、爱略特、王季迁等)的批量捐赠或转让完成了跃进式发展。同样,通过个人整体捐赠建立起来的博物馆也要通过不断购买和受捐补充新的藏品,如弗利尔美术馆在建馆后就不断补充新藏品,二战后还从华裔收藏家王季迁和王方宇手中或零散或成批地购买或受捐了不少古书画,王方宇去世后,他手中70余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几乎整体性地转移到了弗利尔美术馆,使弗利尔美术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八大山人作品收藏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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