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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www.798space.cn   2015年07月10日    来源:艺术国际   展览推荐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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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的4、5点钟,簋街的夜色才开始逐渐消退。这是北京最繁华的24小时餐饮街,夜行人在这里打发无聊、漫长的夜晚,有夜场下班的小姐,有即将离别的送行,也有喝得烂醉的伤心人。据说,这里的卖唱人唱的最多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和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并不专业歌声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爱恨以及不知何起的慌乱流离感,它伴随着合唱者深情的歌声,飘荡在即将拂晓的街头。可是,对于餐厅的服务员而言,除了日常的麻木和倦意,他们要将这些恢复到白天的样子,就像一切从没发生,留下的残余会被装入黑色塑料袋,等待垃圾车将它送至五环外或是更远。他们自己也将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这个城市有个规定,货车只能在晚上11点到早上6点间进出五环。每天,大量崭新的日常用品、原料、新鲜的食物会被送进这座城市。而在清晨,人们使用过的物品成了垃圾,它沾染着人的气息和曾经的故事,被运离这里。五环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划开这个城市中的两个世界。与簋街相隔十几公里的,五环外的黑桥村,在天刚拂晓的时候,黑桥艺术区的艺术家们仍在安睡或是宿醉未眠。851公交车站前,已经站满了等待第一班车进城工作的人,他们从黑桥村村中的临时房陆陆续续朝这走来,沿路的早点摊销售着豆浆与肉饼,蒸腾着热气,在寒冬时节,和人的呼吸混为一体。等待他们的路程才刚刚开始,他们要坐851路到达望京地铁站,转乘地铁,换上几路车,耗费两三个小时,才能在9点前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路途上的时间,像是比别人少活了几个小时似的,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是为了睡觉,睡觉是为了第二天再上班。就像这样,每天,五环外居住的一千多万人,以各种方式和五环内的世界发生关系,拥堵在各处,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眼中的这座城市:北京。

五环和六环之间,是一片非常宽广的地带,是北京最近的城郊,也是都市体制中的边缘地区。这个地方的丰富性,有它迷人的一面,它有自己独特的伦理和美学秩序,忙碌拥挤,凌乱简易、环境恶劣,种种规划都是临时拼凑而成,充斥着新进人口与各种庞杂的事项,弥漫着不安、动荡、压抑的情绪。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于全国各地,他们的普通话带着乡音,生长于城镇或乡村,心思与志向却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首都北京,城市的中心,他们深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为了能让自己的未来或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每一天,这里都像是春运中的大城市,几百万人准时离开,而他们所去的并不是故乡,只是一个解决生计、饱含梦想的开始。他们住在一个临时的家,一间可以睡觉,只需要每月1000块左右,就可以拥有短暂生活和爱情的地方。他们是这座城市中的临时居民,暂住者,既进不了城,又回不去故乡,折射了这个国家无数人的身影。

如果说,五环和六环之间所衍生的问题只是区域性的,它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杂音,或是一部分人的命运,那么这种认识只能是一种毫无远见和公共意识的错误观点。这个地域本身的问题既是一个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面临的现实事实,它真实存在,不可逆转,它是城市制度中重要的构成者,它所生产的价值远远大于带来的风险。或者说,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种种问题是全球人口阶段性迁徙,农业生活移入城市,在北京的微观缩影,和气候变暖一样,是21世纪初最鲜明的现象。这项大迁徙的影响并不只在中国存在,外来移民在北美洲、欧洲、澳洲引起的社会紧张,里约、巴黎、孟买、阿姆斯特丹市郊出现的政治冲突。这些全新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也不陌生,广州城中村的问题、东莞电子城里的外来务工的自杀现象,大量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杀马特文化,农民工子弟学校,技术化工人和技校的兴起等。即便是在微小的艺术领域,上半年的黑桥道路收费问题,艺术区房租问题,拆迁问题,都是这一区域问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在一个隐含风险的特殊地带,就像是一个平静的外衣下,早已千疮百孔的溃烂,随时可能爆发各种被悬置的矛盾与冲突。

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会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至于它去向哪里,并不得知,但这种身处其中的变化和断层,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注意,采取应有的介入与行动?又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回响和冲击?

二楼出版机构在五环外的草场地村,在一片灰砖建筑中。这里算是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这片建筑一路之隔的是草场地村里的居民,这里的外来人口是村民的几十倍之多。村民把自己的房子加盖成4层的楼房,有点像一个拉着电线,光秃秃的城堡,封闭的空间里隔出许多单间,只要配上一个厕所,一台空调,一扇窗户,便是一个像样的家。大多数村民只需收取房租,不需要额外有什么工作,便可以衣食无忧的生活。二楼出版机构的葛非、葛磊、满宇经常穿行于这个村落之间,虽然与村里并无来往,但总能碰到村民和暂住者,每天有人拉着箱子到来,也有人带着铺盖离开。这个陌生的村落,同一时空中的对比,闯入彼此的生活,又给彼此留下一个疑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或是世界?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

2014年9月,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开始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完全开放,对六环和五环之间的村庄感兴趣的都能参与,参与者选择此区域内的一个村庄,独立或和当地人合作,对此村庄的某一方面展开一次不少于十天的田野调查,调查的方式、主题皆无限制。最初,这个项目多是靠邀请一些身边熟悉的艺术家,它的资金有些拮据,也不能许诺一个成功的展览,或者完成一次商业销售。参与的人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住上几天,那里的环境远不如艺术家的工作室。如果是为了完成某个艺术作品,这些局限也不算什么,但这个行为在绝大多数人看来,与艺术相去甚远,还有些风险。直到最早参与的一些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形成了一种声音,这个项目的参与者才变得络绎不绝。

今年7月,这个项目结束,共有40人(组)参加,有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导演、作家。调查的角度涵盖卫生/环境,居民/生态,生活/就业,两性/身份,教育/文娱,规划/历史等几类,广泛的方向和身体力行的居住式调查,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它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和多样,内容生动、鲜活、视角特殊,40个村庄为宏观的历史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细节。例如对前沿村灵异现象的调查,辛庄村公告栏中先进人物的采访,韩家川村打工者血缘关系的梳理,东小口村流浪狗的帮派、斗争、活动区域的观察等。这些琐碎而又具体的细节,位于人们的视线和历史线性逻辑之外,它是整体描述无法顾及的另一种变化和事实发生,区别于过去对重大事件和普遍法则的研究,也改变了人们以往这一区域的单一的认识。

40个调查汇集在一起,像是40个片段性现实的发生,它没有一致的内在逻辑,也不能立刻激起历史趣味的故事。他们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细细观察这片流动的“城市飞地”,这里饱受暴力与贫穷、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希望与活力。这些信息混杂着现实生活的残酷,田野调查的碎片,艺术想象力的未知,无论你报以何种情感,这些问题本身都会存在,真实有力,毫不留情的在你的周遭发挥着作用,给予生活回击。

艺术家包晓伟在南皋村的性用品商店调查时,在店里呆了10天,每天记录销售的情况,店老板成了他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喝酒吹牛,漫无目的地聊着彼此的生活。虽然,这家性用品店很难具备调研对象的经典性和普遍性。但这个例外,却成为对经典性调研的修复和对比,反问普遍性的存在。时间长了,性用品激起了晓伟的兴趣,他开始买一些工具,来满足一下自己的需求。晓伟的身份开始发生转变,他从一个拿着相机和笔记本的记录者,变成自己的调查对象,他获取了第一手经验,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包晓伟成为这个行为的一部分,他的处境、表达方式、目的变成其不可分割的一体。

这个项目汇集了各种目的、身份、经历的参与者,他们相对严谨的社会学调查而言,难免缺乏专业的学科训练,显得业余,还有些随意。但这并不影响这个项目的象征性价值,感知往往比文本信息更具有真实性,如果我们竭力咀嚼调查中种种细微之处,那就步入了歧途。象征总是泛泛而言,它超越了事实部分,无论艺术家的调查多么精准,我们也只能还原出它局部的数据。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群体性转向的象征意义才会浮现而出,它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被忽视的一部分。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诱发了中国当代艺术寻求在地针对性的新浪潮。当代艺术在今天的功能和实效,不只是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或是成为博览会上的精神消费品,它也针对中国问题展开最核心、最本质的现实行动。它的价值不以在西方重要机构做了一个展览为最终标准,也不以是否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和语言,为单一目的。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电影,或是文学,都无法在国际语境中提供多少原创价值。但它仍有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源于中国具有的“独特性”问题,以及对需求和处境的诚恳回应,解决中国自身的实际性遭遇。在这个背景下,“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才是一次在地实验,再次强调了“参与”这一行为的重要性,和对介入方式的落地尝试。或者说,这些形形色色的调查者,呈现了当代艺术对紧急公共事务的集中表达,在无形之中,它去除了学科精英化和芥蒂化,像是一场自由公调,它既呈现了许多陌生的信息,也为艺术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时间回到过去,年轻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那时候的需求,在今天多半已实现。直到新世纪,艺术家不再相信崇高的理想,以改变自己生活的国家,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平庸的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不再愤怒、不再幻想、趋于平淡之时,当代艺术开始进入哀乐中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中,呈现了艺术表达的另一个目的地。它有自己的方式和言语,从局外人到局内人,这其间有意外,有限制,也有无奈。但它依然在2015年的7月,试图寻找改变问题的途径,而在路上,它的幻想,又一次回到原形,一次理想化的社会行为,一个群体的改变诉求。

“离开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里尔克《世界上最后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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