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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当代艺术评论的勇气和热情与时代心理有关

  www.798space.cn   2014年06月09日    来源:解放日报   在线展览   艺术图库   导航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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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需要清晰准确、爱知并重、诚实无欺的当代艺术评论者。这里不一定是专门的批评家,而是一个能够从自己的真实判断里说出个人见解的人。比如我们看到唐代诗人们相互品评,他们甚至将这些意见直接写入诗中,终于成为后来人最珍贵的诗论资料。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不用说了,单说他们相互对诗的品评,尤其是杜甫对李白不吝言词的赞扬,就是十分感人的。他们因为诗才的相互吸引,还有性情志趣等各方面的契合,才有了如此之深的友谊:“怜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这是杜甫怀念李白时写下的句子。李白说杜甫:“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杜甫谓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就是相逢一起把酒论诗。可以想见他们作为诗人,在一起谈诗论艺时的大愉悦。

与时代心理有关

对诗友李白,杜甫最有名的力赞当是如下的句子:“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这真是倾心感佩之极,是无以复加的钦敬。两个天才人物如此切近,一个对另一个发出这样的赞论,除非是一方被另一方深深地打动和折服而不能为。在当代的文学交谊中,这样的例子是极难寻觅的——现代人担心和算计的是能不能 “持重”,更担心其他种种禁忌。当代人对文友常常是小心翼翼的,相当精明得当,唯恐失去了什么。这是精神和思想的小时代常有的拘谨气和小作气。

同为唐代著名诗人的元稹,比李杜晚生了六七十年,他十分注目李杜二人。他对杜甫评价特别高,并且多用李白比较杜甫,留下了一些苛刻的文字。他的李杜评价就留在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其中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这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李杜”并称的现象了,可见作为两位杰出的诗人,他们的名声已经开始确立,不过这已经是他们去世后多达半个世纪的事情了。不同的是,当时的元稹认为李白比杜甫简直差得太远了,“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还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

中唐以后杜甫名声渐大,以至于有以元稹为代表的扬杜抑李的风气,其实这大约与杜甫擅做律诗、工整考究、后人易学有关;而李白这样的天才选择了自由的乐府诗和绝句,七律写得少,多靠神来之笔,后人学不来也模仿不了,只能望尘莫及——也许我们从中唐以后以元稹为代表的这种观点里,看到了一个盛大的朝代正在渐渐式微的某种先兆,这种先兆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即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任性和自信了,也不再那么青春。

单纯从创造上来讲,杜甫和李白都是具有极大创造力的杰出诗人,但李白的原创性则更高更强更天然——一个创造力极强的时代、活力向上的时代、开放的时代,必然会更加喜欢李白;反之,一个活力下降的时代则更容易喜欢杜甫,这跟一个时代的心理状态有关。杜甫与社会性的普遍思维很容易相通,但李白则需要回到自由和单纯的人性中去——人总会被异化,于是就丧失了那种单纯天然的气质,所以也就不再理解最为自然天成之物。另外,杜甫的缜密也不可以简单地视为后天的努力,而仍然是先天才华的一部分——就此来说,今天所有“杜甫式”的诗人,都极难抵达他的高度。

李白从高空直接降临,而杜甫从地面往上攀登。

极具民族特色的“大众诗学”

说李白的诗歌远逊于杜甫,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并且盛行过一段时间。但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后来的皇帝唐文宗,就把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的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文宗已经是晚唐皇帝了,他出生的时候李白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

我们最熟悉的还有韩愈的 《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可是韩愈这首诗的出世,离李白去世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

可见真正深刻的认识需要时间、依赖时间,这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杰出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当代即得到深入认识的,那常常要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而更多的只会是芜杂的喧嚣,是庸俗与势利的附和与覆盖。这本是人之常情,世之常情,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如果渴望自己的时代出现像别林斯基那样执着而顽固、目光犀利如电的人物,或者出现鲁迅那样不避近身搏杀纠缠、不计得失的勇者,那也是太过奢望了。

于是一部分有操守的当代艺术批评者离开了,他们宁可去做明清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也不愿锳浊水。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退居之方,是类似于沉默的力量。

当代诗论难度极大,这种工作容易产生影响,拨动当代思潮,介入社会生活,是幅度较大的个人动作,所以危险性也大,往往会付出白白浪费时间这样的至大代价。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极其无聊、混乱无序的时期,陷入极具民族特色的“大众诗学”的浑汤里,或者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中,或做无心无肺的胡言乱语,或不顾个人安危死缠烂打——这两种选择都让人一时接受不了。他们没有别林斯基那种即使遍体鳞伤,爬起来后连伤口都不舔一下就继续前冲的巨大勇气。他们自认为才华和人格力量、勇气,都不足以做当代别林斯基,更不足以做鲁迅。所以,他们选择了实在的日常劳作,这等同于沉默——不失尊严的沉默。这当然也是别有力量的。

勇者更愿活在当代真实中

学者退到一个惯常的角落里,这种行为本身也表达出一些不屑和傲慢。这也是令人尊重的。我们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缺席和退场而感到惋惜。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都照此办理的话,那我们的当代学术会更加烂掉。彻底烂掉也许更好?不过我们的想法总是很老派,认为最有力和最深刻的人,还是那些能够揪住当代文化与精神的细节,死打烂缠如鲁迅者。

鲁迅因为这些可怕的战斗,影响了自己重要的创作计划。他曾经流露出写一个关于唐代杨贵妃的长篇小说的念头,可是一直没有写,直到五十多岁死去。他的中篇和短篇后来写得也很少。他说希望自己“速朽”。他活着时完全陷入了与当代文化、当代学术这种沙场乱阵之中,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报纸上发了一篇小文,只要事关原则,他一定会做出自己的反应。他晚年的很多的杂文就是这样写成的。这需要多大的牺牲的勇气。

鲁迅是因肺病去世的。忧伤肺,那是多么大的忧伤。老人早早地去世了,留给我们的是那一大摞杂文。有一些人说鲁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连个长篇都没有。长篇固然好,可是平庸的、没有精气神的“巨作”,比废纸的价值会更大吗?而鲁迅这一摞杂文,却给一个又一个时代提供了浩大的阅读。鲁迅的杂文也是诗,他几乎是以写诗的方式来写杂文的,他自己说司马迁的话亦可用在自己身上,即他的杂文也是“无韵之离骚”。

鲁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虚构作家;同时仅就其大量的批评文字来看,又有些中国式的别林斯基的意味了。他具有无比的勇气、生命的激情。这种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勇气,可以支撑他孱弱的生命做最后的挣扎,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样的一个人,连身上的血迹和灰尘都来不及扑打,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悲剧,又是多么光荣的生命燃烧的轨迹。

这些勇者更愿活在当代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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